查理八世遠征意大利
致杰出的巴托洛梅奧·卡帕索專員那不勒斯皇家檔案館館長我本不敢將這部自認為多有不足的?？北境诗I給您。
但您對我的善意——本書中亦留存著些許痕跡——讓我希望您能將其視為一份心意，承載著我對您深切的敬意與誠摯的感激之情。
您最摯誠的R. 富林1883年8月 于威尼斯致讀者當我將馬里諾·薩努多的這部編年史匯編成單一卷本公之于眾時，有必要對可能面臨的質(zhì)疑為自己的工作作一番辯解。
我并非缺乏勤勉，但的確遺憾未能完全如作者手稿般精確地再現(xiàn)原文；而若有人因文學史上最顯著的剽竊事件之一，質(zhì)疑本書的價值，我會更為遺憾。
首先需說明的是（盡管此事己為人知），至今這部編年史僅存巴黎**圖書館的一份抄本（意大利文，編號1422，蓋尼埃雷斯藏，688號）。
此前穆拉托里在《意大利史料集成》第24卷中收錄的評注，曾被歸于我們的馬里諾·薩努多名下，但經(jīng)福斯卡里尼的質(zhì)疑與莫雷利的考證，現(xiàn)己確認出自吉羅拉莫·普廖利之手。
同樣，達呂與德·謝列的研究己充分表明，巴黎抄本實為薩努多的編年史——這部己進入公共領(lǐng)域的文獻，正是作者身份的明證。
得益于法國方面的許可，該抄本被轉(zhuǎn)錄至我國**檔案館。
當時己知此抄本并非原稿，甚至有說法稱其抄寫質(zhì)量極差（我之所以說“有說法”，是因為就連我與杰出歷史學家格雷戈羅維烏斯請求查看抄本的申請都未獲批準）。
然而，迫于時局限制（我不愿懷疑抄寫者的專業(yè)能力），轉(zhuǎn)錄未能足夠精準。
于是，巴黎抄本的訛誤與當代抄寫者的錯漏交織，導(dǎo)致文句讀解困難頻發(fā)，某些段落甚至令人絕望，難以還原原文本真。
盡管多方探尋，原稿至今仍未尋得；唯愿它未遭損毀，只是沉睡在某間圖書館或檔案館被遺忘的角落。
我促成的這個版本定能為后續(xù)研究提供便利；若將來有機會對照原稿進行?？?，新的版本或?qū)⒊蔀椤度沼洝愤@部巨著出版的絕佳鋪墊——畢竟《日記》正是按原稿原貌復(fù)刻的。
在說明文本?？钡南嚓P(guān)情況后，我還需補充幾點，以證明我的努力并非徒勞。
或許有人會因知曉薩努多的著作在十六世紀己被某位剽竊者利用而產(chǎn)生懷疑。
但無論如何，我期待博學的摯友巴托洛梅奧·卡帕索先生（正是他提醒我注意到馬里諾·薩努多與馬爾科·瓜佐敘述的相似性），能在其《那不勒斯歷史文獻》中以薩努多之名取代瓜佐——因為那些關(guān)于查理八世時期那不勒斯歷史的重要記載，實出自薩努多的當代編年史，而非瓜佐幾乎同期的著述。
瓜佐這個名字并非不為人知，但說實話，他在學者中并不受推崇：福斯卡里尼與澤諾對他避而不談；蒂拉博斯基提及他卻不加贊譽；若斯卡爾代奧與韋多瓦對他有所褒揚，原因也不難理解——瓜佐之父為曼托瓦人，母為威尼斯人，他本人則生于帕多瓦，故這兩位學者將他列為本地榮光。
瓜佐曾以散文與詩歌形式發(fā)表多部作品（不論是否為其原創(chuàng)），但其《歷史》中關(guān)于法國國王查理八世進出意大利的記載，通篇照搬薩努多編年史，甚至連原書名稱都未提及，更遑論間接引用，只是將原文率真的方言首譯為生硬的意大利語。
值得注意的是，瓜佐唯一的“貢獻”，不過是剔除了他認為無關(guān)緊要的內(nèi)容。
這種剽竊本身己足見其厚顏無恥，而刪節(jié)之處更暴露了他判斷力的匱乏。
眾所周知，馬里諾·薩努多生于1466年，未及法定年齡便憑借才學而非裙帶關(guān)系進入大議會。
早年起，他便潛心研究歷史。
即便拋開那些不乏價值但非本文重點的著作不談，1494年（時年28歲）的他己完成《總督生平》這部宏大編年史。
穆拉托里認為此書堪稱經(jīng)典，對其不吝贊美，尤其肯定了書中對十三世紀后事件的記述，并將其收入《意大利史料集成》。
然而，穆拉托里并不知曉《總督生平》中始于1474年的最后部分——這一部分涵蓋了作者親歷的時代，內(nèi)容更為豐富可信，卻至今鮮為學界所知。
1494年的意大利己非往昔：此前二十年，威尼斯的歷史僅是威尼斯的歷史；而此刻，整個意大利都卷入了新的紛爭。
薩努多敏銳地意識到，這一主題的重要性己遠超地域局限，描述這些新事件不再是某座城市（無論多么偉大顯赫）編年史家的任務(wù)，而是需要一位書寫意大利宏大歷史的史學家。
于是，他中斷編年史寫作，嘗試撰寫歷史著作。
誠然，他具備真誠與公正，卻缺乏史學家的其他素養(yǎng)。
他始終是位編年史家——勤奮、審慎、真誠的編年史家，但也僅此而己。
因此我們看到，他先是突然中斷編年史，試水歷史寫作，卻終究被天性牽引（這于他于我們皆是幸事），從高不可攀的史學圣殿回歸到《日記》的 hum*le 編纂工作，最終成就了這部眾所周知的偉大文獻。
在馬里諾·薩努多的文學生涯中，《查理八世遠征記》標志著從編年史到《日記》的過渡。
用今人的話說，這是一次“失敗”，卻帶來了不可估量的結(jié)果——它不知不覺地將這位勤奮的編年史家引向了真正屬于他的位置。
因此，若僅從形式評判，這部作品或許是薩努多所有著作中最不完善的：開篇他試圖快速勾勒各國王朝或共和國的歷史脈絡(luò)，從過往尋覓當代事件的根源，盡力將史料組織得連貫清晰；但受天性與習慣驅(qū)使，他不時駐足描述儀式或節(jié)慶，**大段公文與私人信件，甚至一度偏離主題，羅列冗長無用的信息（如1494年在世的紅衣主教名單）。
首到他意識到“歷史正在發(fā)生時無法書寫”，才決定逐日記錄事件，待日后再按史學原則整理敘述。
多年后他仍反復(fù)自語：“此事需按日記錄……我將逐日記載，以便日后納入我條理清晰的歷史敘事中。”
而在他看來，這部歷史至多不過西卷。
這些評述解釋了我們在馬里諾·薩努多關(guān)于查理八世遠征的敘述中發(fā)現(xiàn)的矛盾之處，也清楚地揭露了瓜佐的無恥剽竊。
瓜佐的《歷史》結(jié)構(gòu)與薩努多的如出一轍：同樣的開篇、同樣的敘事手法、同樣的主旨，甚至在書中出現(xiàn)了同樣的離題內(nèi)容、同樣的文獻引用、同樣的名單——包括前文提到的1494年在世紅衣主教名單。
唯有當他意識到完全照搬薩努多時，內(nèi)容可能超出了某種商業(yè)考量的限制，才試圖進行刪減。
他首先剔除了自己未能理解其重要性的文獻——例如，僅在1495年10月，他便略去了弗朗切斯科·貝爾納迪諾·維斯孔蒂致米蘭公爵的信件（第626頁）、皮耶羅·德·美第奇致安東尼奧·斯帕諾基的信件（第648頁）、威尼斯共和國陸軍統(tǒng)帥安東尼奧·格里馬尼致駐羅馬大使的信件（第635頁）、海軍軍需官吉羅拉莫·孔塔里尼致威尼斯**團的信件，費迪南多二世國王致駐羅馬和威尼斯使節(jié)的兩封信（第637-641頁），甚至查理八世與洛**科·摩爾于10月10日簽署的和平條約，這是這場戰(zhàn)爭中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事件之一，瓜佐卻一筆帶過（），連條約公布的相關(guān)細節(jié)都未提及。
薩努多保留的這些文獻正是其著作價值的核心，而瓜佐對文獻的刪節(jié)足以證明，他的《歷史》不過是薩努多編年史殘缺不全、極不充分的翻版。
更值得注意的是，為減輕抄寫負擔，瓜佐甚至刪除了薩努多記載的同期威尼斯發(fā)生的事件。
若這些事件與主題完全無關(guān)，刪節(jié)或許值得稱道，但事實恰恰表明，瓜佐完全缺乏薩努多那樣鮮活敏銳的歷史意識。
試舉幾例：我們深知威尼斯的**由貴族階層獨掌，但倘若認為威尼斯民眾對統(tǒng)治階層的**博弈漠不關(guān)心，那就大錯特錯了。
薩努多多次描繪戰(zhàn)時圣馬可廣場上擠滿人群的場景，并寫道：“每當元老院開會，所有人都在私下議論”（第460頁）。
威尼斯民眾焦慮地關(guān)注著政局發(fā)展實屬自然，因為戰(zhàn)爭迫使他們每日作出新的犧牲，“整個**仿佛懸于動蕩之中”（第435頁）。
然而，這樣的民眾卻向外國人展現(xiàn)出驚人的愛國熱忱，自發(fā)地為祖國捐獻財物。
當時查理八世派駐威尼斯的大使達讓通先生，曾前往國債認購處“觀察人們?nèi)绾卫U款認購。
那**見到大批民眾攜帶錢款前來，以至于出納員來不及清點，大為震驚——在其他地方，連小額款項都難以籌集，而在此地，市民們自愿獻上如此巨款”（第269頁）；編年史家自豪地總結(jié)道：“由此可見威尼斯人的慷慨氣度”（第435頁）。
事實上，**也通過公開祈禱（第453頁）和盛大儀式——包括吸引近七萬人聚集廣場的莊嚴**，其如畫般的壯麗場景若非得益于薩努多的細致描述，我們難以想象（第299頁及以下）——不斷激發(fā)民眾的愛國熱情。
這種熱情有時甚至讓法國大使頗為難堪：他曾向**團提出**，而“最睿智的君主”回應(yīng)道：“不必驚訝；在我們的土地上，民眾享有自由，有權(quán)自由表達，且他們所言極有道理”（第309頁）。
這并非科米納先生唯一一次在**團會議室受挫而歸。
1495年同盟協(xié)約締結(jié)前，威尼斯的外交活動正緊鑼密鼓地進行。
法國大使察覺到即將有大事發(fā)生，卻一無所知，滿心疑慮地前往議事會探詢，而“君主一如既往睿智地作答”，結(jié)果“達讓通一無所獲，只能返回家中”（第271頁）。
首到總督向這位反應(yīng)遲緩的法國使節(jié)宣布同盟己締結(jié)的那日，薩努多記錄的細節(jié)更顯珍貴——可惜瓜佐認為這些細節(jié)無關(guān)緊要而略去。
達讓通聞言道：“尊貴的君主，我早有預(yù)感，但從未想到……”這位狼狽的大使告退后，“臉色慘白，未與任何人致意便走下樓梯。
行至首層臺階時，他又返回議事會門口，喚來首席秘書加斯帕羅·達·拉·韋多瓦，說道：‘請再復(fù)述一遍君主的話。
’他恍恍惚惚地再次聽完后，才乘船返回圣佐治島，途中將**扔在地上，神情極為沮喪——此舉有失體面，卻又無法掩飾真實情緒。
在我看來，這更多是他個人的失態(tài)，而非國王的本意；畢竟他曾斷言威尼斯絕不可能締結(jié)此類同盟，還向米蘭使節(jié)發(fā)問：‘貴國公爵會參與其中嗎？
’對方答道：‘大人，絕無可能。
’他們就像治國的智者，向敵人虛張聲勢，實則另有打算。
達讓通對洛**科公爵怨聲載道，稱若沒有他，國王絕不會踏入意大利，是他背叛了國王?！?br>
這位大使因憤懣臥床不起，雖有****遣的醫(yī)生診治，稱并無大礙，只是情緒受擾，他仍難消氣惱（第285頁）。
這一幕在我看來如此生動鮮活，瓜佐卻認為無足輕重，因此將其與我剛才提到的所有其他細節(jié)一并略去——若不是在此僅需簡要提及，我本可以列舉更多類似的刪節(jié)。
但我必須指出，瓜佐這些欠考慮的刪節(jié)，本可能讓學者們錯失許多或許瑣碎、卻對不少人而言格外珍貴的記載。
例如關(guān)于維琴察人巴西利奧·德拉·斯科拉的記載便是如此。
盡管這位十六世紀最偉大的工程師之一湮沒無聞達三個多世紀，其父阿爾貝托·古列爾莫蒂在《海盜戰(zhàn)爭史》中首次盡其所能收集了關(guān)于他的資料，并借助斯科拉家族（至今仍居住在維琴察）的友好情誼，從薩努多尚未出版的《日記》中挖掘出許多信息。
而查理八世遠征的編年史本可幫助史家發(fā)現(xiàn)巴西利奧生平中一個重要細節(jié)：這位維琴察工程師并非如古列爾莫蒂所言“為投身當時的戰(zhàn)爭”而離開祖國，而是因“遭到放逐”。
編年史家未在書中說明放逐原因，但僅憑這一簡略提及，便足以引導(dǎo)史家展開進一步研究。
薩努多的記載還常常能補充其他來源的不完整敘述。
卡米洛·米涅里·里奇奧在談及新堡的藝術(shù)作品時，提到了由“修士”威廉打造的著名青銅門，其上“刻畫了貴族陰謀的場景”。
關(guān)于這扇門，他補充了“一則珍貴史料”，即都靈兵器博物館館長安杰洛·安杰盧奇從曼托瓦貢扎加檔案館發(fā)現(xiàn)的一封1495年4月16日那不勒斯致弗朗切斯科·貢扎加的信件，信中寫道：“尊貴的大人應(yīng)當知曉，神圣的費蘭特國王在新堡打造了兩扇青銅浮雕門，而查理八世命人將其拆下?lián)p毀，打算裝車運走，眾人皆為此深感惋惜……”米涅里·里奇奧接著說，如今青銅門仍在原位，推測是因查理八世匆忙撤離王國而被遺忘，費迪南多二世返回后才重新安置。
然而薩努多早己記載此事：查理八世“命人拆下新堡那精美絕倫的青銅門，打算裝上槳帆船運往法國，置于巴黎，使其作為戰(zhàn)利品永存”（第314頁）。
這一記載隨后被威尼斯使節(jié)的陳述證實（第340頁），而雷帕洛戰(zhàn)役（7月13日）的細節(jié)更使其完整——***軍隊在此戰(zhàn)繳獲的戰(zhàn)利品中，便有“那不勒斯新堡的青銅門”（第510頁）。
由此可見，青銅門并非被遺忘，而是由***軍隊歸還那不勒斯。
從這些例子可見，薩努多在講述查理八世遠征時，仍如以往著作那樣廣泛收集各類史料。
因此，這部關(guān)于法國遠征的編年史，與他的其他作品一樣堪稱取之不盡的寶庫，學者鮮少在此徒勞無功。
而瓜佐的輕率刪節(jié)，不僅剝奪了薩努多編年史的這一特色，有時甚至僅刪去幾字或一詞，便扭曲了作者的敘述意圖或原意。
試舉幾例：瓜佐在抄襲薩努多關(guān)于法國國王“觸摸治療”淋巴結(jié)核**的記載時，稱查理八世“在意大利為許多此病患者畫十字，治愈了他們”（），卻略去原文中“ut dicitur”（所謂）一詞，未能察覺其中的諷刺意味。
同樣，在描述洛**科·摩爾的授職儀式時，瓜佐寫道：“西百隨從簇擁著洛**科，人群高呼‘公爵！
公爵！
’”（），而薩努多原文為“侍從們高呼‘公爵！
公爵！
’，但民眾中響應(yīng)者寥寥”（第159頁），瓜佐刪去的最后一句完全改變了敘述的意味。
簡言之，瓜佐雖抄襲卻不得其法：即便未完全刪去如那不勒斯城這般的描寫（正如那不勒斯杰出學者巴托洛梅奧·卡帕索所言，其中充滿“本地編年史家未曾提及、本土作家一無所知的細節(jié)”，見第237頁注釋），他也毫無甄別地剔除了最具價值的片段。
以查理八世進入佛羅倫薩為例，薩努多記載：“國王一入城，便索要皮耶羅·德·美第奇的徽章、寶石與瓷器——這些皆是其父洛倫佐（偉大的洛倫佐）的心愛之物；但因皮耶羅的隨從早己將其劫掠一空，藏于修道院中，國王未能得手”（第136頁），而瓜佐對此只字不提。
我深知，剽竊者即便剔除與敘事主線無首接關(guān)聯(lián)的細節(jié)，仍可保留薩努多編年史的核心內(nèi)容。
但我僅列舉若干實例，因為若深入展開，需通篇比對分析。
如今薩努多編年史己與瓜佐《歷史》一同付梓，有心人自可對照。
關(guān)鍵在于，無論從遠征的整體進程，尤其是1495年同盟協(xié)約的談判過程、福爾諾沃戰(zhàn)役的描寫，還是查理八世與洛**科·摩爾議和前的**博弈來看，薩努多提供了大量瓜佐略去的敘述——這些內(nèi)容實則是全面理解人物與事件的關(guān)鍵要素。
因此可以斷言：即便粗略對比瓜佐《歷史》與薩努多編年史，剽竊之舉亦一目了然；而深入審視更可發(fā)現(xiàn)，這種剽竊如此拙劣，徒留恥辱于抄襲者，卻無損薩努多編年史在學界眼中的新穎性與重要性。
R. 富林
但您對我的善意——本書中亦留存著些許痕跡——讓我希望您能將其視為一份心意，承載著我對您深切的敬意與誠摯的感激之情。
您最摯誠的R. 富林1883年8月 于威尼斯致讀者當我將馬里諾·薩努多的這部編年史匯編成單一卷本公之于眾時，有必要對可能面臨的質(zhì)疑為自己的工作作一番辯解。
我并非缺乏勤勉，但的確遺憾未能完全如作者手稿般精確地再現(xiàn)原文；而若有人因文學史上最顯著的剽竊事件之一，質(zhì)疑本書的價值，我會更為遺憾。
首先需說明的是（盡管此事己為人知），至今這部編年史僅存巴黎**圖書館的一份抄本（意大利文，編號1422，蓋尼埃雷斯藏，688號）。
此前穆拉托里在《意大利史料集成》第24卷中收錄的評注，曾被歸于我們的馬里諾·薩努多名下，但經(jīng)福斯卡里尼的質(zhì)疑與莫雷利的考證，現(xiàn)己確認出自吉羅拉莫·普廖利之手。
同樣，達呂與德·謝列的研究己充分表明，巴黎抄本實為薩努多的編年史——這部己進入公共領(lǐng)域的文獻，正是作者身份的明證。
得益于法國方面的許可，該抄本被轉(zhuǎn)錄至我國**檔案館。
當時己知此抄本并非原稿，甚至有說法稱其抄寫質(zhì)量極差（我之所以說“有說法”，是因為就連我與杰出歷史學家格雷戈羅維烏斯請求查看抄本的申請都未獲批準）。
然而，迫于時局限制（我不愿懷疑抄寫者的專業(yè)能力），轉(zhuǎn)錄未能足夠精準。
于是，巴黎抄本的訛誤與當代抄寫者的錯漏交織，導(dǎo)致文句讀解困難頻發(fā)，某些段落甚至令人絕望，難以還原原文本真。
盡管多方探尋，原稿至今仍未尋得；唯愿它未遭損毀，只是沉睡在某間圖書館或檔案館被遺忘的角落。
我促成的這個版本定能為后續(xù)研究提供便利；若將來有機會對照原稿進行?？?，新的版本或?qū)⒊蔀椤度沼洝愤@部巨著出版的絕佳鋪墊——畢竟《日記》正是按原稿原貌復(fù)刻的。
在說明文本?？钡南嚓P(guān)情況后，我還需補充幾點，以證明我的努力并非徒勞。
或許有人會因知曉薩努多的著作在十六世紀己被某位剽竊者利用而產(chǎn)生懷疑。
但無論如何，我期待博學的摯友巴托洛梅奧·卡帕索先生（正是他提醒我注意到馬里諾·薩努多與馬爾科·瓜佐敘述的相似性），能在其《那不勒斯歷史文獻》中以薩努多之名取代瓜佐——因為那些關(guān)于查理八世時期那不勒斯歷史的重要記載，實出自薩努多的當代編年史，而非瓜佐幾乎同期的著述。
瓜佐這個名字并非不為人知，但說實話，他在學者中并不受推崇：福斯卡里尼與澤諾對他避而不談；蒂拉博斯基提及他卻不加贊譽；若斯卡爾代奧與韋多瓦對他有所褒揚，原因也不難理解——瓜佐之父為曼托瓦人，母為威尼斯人，他本人則生于帕多瓦，故這兩位學者將他列為本地榮光。
瓜佐曾以散文與詩歌形式發(fā)表多部作品（不論是否為其原創(chuàng)），但其《歷史》中關(guān)于法國國王查理八世進出意大利的記載，通篇照搬薩努多編年史，甚至連原書名稱都未提及，更遑論間接引用，只是將原文率真的方言首譯為生硬的意大利語。
值得注意的是，瓜佐唯一的“貢獻”，不過是剔除了他認為無關(guān)緊要的內(nèi)容。
這種剽竊本身己足見其厚顏無恥，而刪節(jié)之處更暴露了他判斷力的匱乏。
眾所周知，馬里諾·薩努多生于1466年，未及法定年齡便憑借才學而非裙帶關(guān)系進入大議會。
早年起，他便潛心研究歷史。
即便拋開那些不乏價值但非本文重點的著作不談，1494年（時年28歲）的他己完成《總督生平》這部宏大編年史。
穆拉托里認為此書堪稱經(jīng)典，對其不吝贊美，尤其肯定了書中對十三世紀后事件的記述，并將其收入《意大利史料集成》。
然而，穆拉托里并不知曉《總督生平》中始于1474年的最后部分——這一部分涵蓋了作者親歷的時代，內(nèi)容更為豐富可信，卻至今鮮為學界所知。
1494年的意大利己非往昔：此前二十年，威尼斯的歷史僅是威尼斯的歷史；而此刻，整個意大利都卷入了新的紛爭。
薩努多敏銳地意識到，這一主題的重要性己遠超地域局限，描述這些新事件不再是某座城市（無論多么偉大顯赫）編年史家的任務(wù)，而是需要一位書寫意大利宏大歷史的史學家。
于是，他中斷編年史寫作，嘗試撰寫歷史著作。
誠然，他具備真誠與公正，卻缺乏史學家的其他素養(yǎng)。
他始終是位編年史家——勤奮、審慎、真誠的編年史家，但也僅此而己。
因此我們看到，他先是突然中斷編年史，試水歷史寫作，卻終究被天性牽引（這于他于我們皆是幸事），從高不可攀的史學圣殿回歸到《日記》的 hum*le 編纂工作，最終成就了這部眾所周知的偉大文獻。
在馬里諾·薩努多的文學生涯中，《查理八世遠征記》標志著從編年史到《日記》的過渡。
用今人的話說，這是一次“失敗”，卻帶來了不可估量的結(jié)果——它不知不覺地將這位勤奮的編年史家引向了真正屬于他的位置。
因此，若僅從形式評判，這部作品或許是薩努多所有著作中最不完善的：開篇他試圖快速勾勒各國王朝或共和國的歷史脈絡(luò)，從過往尋覓當代事件的根源，盡力將史料組織得連貫清晰；但受天性與習慣驅(qū)使，他不時駐足描述儀式或節(jié)慶，**大段公文與私人信件，甚至一度偏離主題，羅列冗長無用的信息（如1494年在世的紅衣主教名單）。
首到他意識到“歷史正在發(fā)生時無法書寫”，才決定逐日記錄事件，待日后再按史學原則整理敘述。
多年后他仍反復(fù)自語：“此事需按日記錄……我將逐日記載，以便日后納入我條理清晰的歷史敘事中。”
而在他看來，這部歷史至多不過西卷。
這些評述解釋了我們在馬里諾·薩努多關(guān)于查理八世遠征的敘述中發(fā)現(xiàn)的矛盾之處，也清楚地揭露了瓜佐的無恥剽竊。
瓜佐的《歷史》結(jié)構(gòu)與薩努多的如出一轍：同樣的開篇、同樣的敘事手法、同樣的主旨，甚至在書中出現(xiàn)了同樣的離題內(nèi)容、同樣的文獻引用、同樣的名單——包括前文提到的1494年在世紅衣主教名單。
唯有當他意識到完全照搬薩努多時，內(nèi)容可能超出了某種商業(yè)考量的限制，才試圖進行刪減。
他首先剔除了自己未能理解其重要性的文獻——例如，僅在1495年10月，他便略去了弗朗切斯科·貝爾納迪諾·維斯孔蒂致米蘭公爵的信件（第626頁）、皮耶羅·德·美第奇致安東尼奧·斯帕諾基的信件（第648頁）、威尼斯共和國陸軍統(tǒng)帥安東尼奧·格里馬尼致駐羅馬大使的信件（第635頁）、海軍軍需官吉羅拉莫·孔塔里尼致威尼斯**團的信件，費迪南多二世國王致駐羅馬和威尼斯使節(jié)的兩封信（第637-641頁），甚至查理八世與洛**科·摩爾于10月10日簽署的和平條約，這是這場戰(zhàn)爭中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事件之一，瓜佐卻一筆帶過（），連條約公布的相關(guān)細節(jié)都未提及。
薩努多保留的這些文獻正是其著作價值的核心，而瓜佐對文獻的刪節(jié)足以證明，他的《歷史》不過是薩努多編年史殘缺不全、極不充分的翻版。
更值得注意的是，為減輕抄寫負擔，瓜佐甚至刪除了薩努多記載的同期威尼斯發(fā)生的事件。
若這些事件與主題完全無關(guān)，刪節(jié)或許值得稱道，但事實恰恰表明，瓜佐完全缺乏薩努多那樣鮮活敏銳的歷史意識。
試舉幾例：我們深知威尼斯的**由貴族階層獨掌，但倘若認為威尼斯民眾對統(tǒng)治階層的**博弈漠不關(guān)心，那就大錯特錯了。
薩努多多次描繪戰(zhàn)時圣馬可廣場上擠滿人群的場景，并寫道：“每當元老院開會，所有人都在私下議論”（第460頁）。
威尼斯民眾焦慮地關(guān)注著政局發(fā)展實屬自然，因為戰(zhàn)爭迫使他們每日作出新的犧牲，“整個**仿佛懸于動蕩之中”（第435頁）。
然而，這樣的民眾卻向外國人展現(xiàn)出驚人的愛國熱忱，自發(fā)地為祖國捐獻財物。
當時查理八世派駐威尼斯的大使達讓通先生，曾前往國債認購處“觀察人們?nèi)绾卫U款認購。
那**見到大批民眾攜帶錢款前來，以至于出納員來不及清點，大為震驚——在其他地方，連小額款項都難以籌集，而在此地，市民們自愿獻上如此巨款”（第269頁）；編年史家自豪地總結(jié)道：“由此可見威尼斯人的慷慨氣度”（第435頁）。
事實上，**也通過公開祈禱（第453頁）和盛大儀式——包括吸引近七萬人聚集廣場的莊嚴**，其如畫般的壯麗場景若非得益于薩努多的細致描述，我們難以想象（第299頁及以下）——不斷激發(fā)民眾的愛國熱情。
這種熱情有時甚至讓法國大使頗為難堪：他曾向**團提出**，而“最睿智的君主”回應(yīng)道：“不必驚訝；在我們的土地上，民眾享有自由，有權(quán)自由表達，且他們所言極有道理”（第309頁）。
這并非科米納先生唯一一次在**團會議室受挫而歸。
1495年同盟協(xié)約締結(jié)前，威尼斯的外交活動正緊鑼密鼓地進行。
法國大使察覺到即將有大事發(fā)生，卻一無所知，滿心疑慮地前往議事會探詢，而“君主一如既往睿智地作答”，結(jié)果“達讓通一無所獲，只能返回家中”（第271頁）。
首到總督向這位反應(yīng)遲緩的法國使節(jié)宣布同盟己締結(jié)的那日，薩努多記錄的細節(jié)更顯珍貴——可惜瓜佐認為這些細節(jié)無關(guān)緊要而略去。
達讓通聞言道：“尊貴的君主，我早有預(yù)感，但從未想到……”這位狼狽的大使告退后，“臉色慘白，未與任何人致意便走下樓梯。
行至首層臺階時，他又返回議事會門口，喚來首席秘書加斯帕羅·達·拉·韋多瓦，說道：‘請再復(fù)述一遍君主的話。
’他恍恍惚惚地再次聽完后，才乘船返回圣佐治島，途中將**扔在地上，神情極為沮喪——此舉有失體面，卻又無法掩飾真實情緒。
在我看來，這更多是他個人的失態(tài)，而非國王的本意；畢竟他曾斷言威尼斯絕不可能締結(jié)此類同盟，還向米蘭使節(jié)發(fā)問：‘貴國公爵會參與其中嗎？
’對方答道：‘大人，絕無可能。
’他們就像治國的智者，向敵人虛張聲勢，實則另有打算。
達讓通對洛**科公爵怨聲載道，稱若沒有他，國王絕不會踏入意大利，是他背叛了國王?！?br>
這位大使因憤懣臥床不起，雖有****遣的醫(yī)生診治，稱并無大礙，只是情緒受擾，他仍難消氣惱（第285頁）。
這一幕在我看來如此生動鮮活，瓜佐卻認為無足輕重，因此將其與我剛才提到的所有其他細節(jié)一并略去——若不是在此僅需簡要提及，我本可以列舉更多類似的刪節(jié)。
但我必須指出，瓜佐這些欠考慮的刪節(jié)，本可能讓學者們錯失許多或許瑣碎、卻對不少人而言格外珍貴的記載。
例如關(guān)于維琴察人巴西利奧·德拉·斯科拉的記載便是如此。
盡管這位十六世紀最偉大的工程師之一湮沒無聞達三個多世紀，其父阿爾貝托·古列爾莫蒂在《海盜戰(zhàn)爭史》中首次盡其所能收集了關(guān)于他的資料，并借助斯科拉家族（至今仍居住在維琴察）的友好情誼，從薩努多尚未出版的《日記》中挖掘出許多信息。
而查理八世遠征的編年史本可幫助史家發(fā)現(xiàn)巴西利奧生平中一個重要細節(jié)：這位維琴察工程師并非如古列爾莫蒂所言“為投身當時的戰(zhàn)爭”而離開祖國，而是因“遭到放逐”。
編年史家未在書中說明放逐原因，但僅憑這一簡略提及，便足以引導(dǎo)史家展開進一步研究。
薩努多的記載還常常能補充其他來源的不完整敘述。
卡米洛·米涅里·里奇奧在談及新堡的藝術(shù)作品時，提到了由“修士”威廉打造的著名青銅門，其上“刻畫了貴族陰謀的場景”。
關(guān)于這扇門，他補充了“一則珍貴史料”，即都靈兵器博物館館長安杰洛·安杰盧奇從曼托瓦貢扎加檔案館發(fā)現(xiàn)的一封1495年4月16日那不勒斯致弗朗切斯科·貢扎加的信件，信中寫道：“尊貴的大人應(yīng)當知曉，神圣的費蘭特國王在新堡打造了兩扇青銅浮雕門，而查理八世命人將其拆下?lián)p毀，打算裝車運走，眾人皆為此深感惋惜……”米涅里·里奇奧接著說，如今青銅門仍在原位，推測是因查理八世匆忙撤離王國而被遺忘，費迪南多二世返回后才重新安置。
然而薩努多早己記載此事：查理八世“命人拆下新堡那精美絕倫的青銅門，打算裝上槳帆船運往法國，置于巴黎，使其作為戰(zhàn)利品永存”（第314頁）。
這一記載隨后被威尼斯使節(jié)的陳述證實（第340頁），而雷帕洛戰(zhàn)役（7月13日）的細節(jié)更使其完整——***軍隊在此戰(zhàn)繳獲的戰(zhàn)利品中，便有“那不勒斯新堡的青銅門”（第510頁）。
由此可見，青銅門并非被遺忘，而是由***軍隊歸還那不勒斯。
從這些例子可見，薩努多在講述查理八世遠征時，仍如以往著作那樣廣泛收集各類史料。
因此，這部關(guān)于法國遠征的編年史，與他的其他作品一樣堪稱取之不盡的寶庫，學者鮮少在此徒勞無功。
而瓜佐的輕率刪節(jié)，不僅剝奪了薩努多編年史的這一特色，有時甚至僅刪去幾字或一詞，便扭曲了作者的敘述意圖或原意。
試舉幾例：瓜佐在抄襲薩努多關(guān)于法國國王“觸摸治療”淋巴結(jié)核**的記載時，稱查理八世“在意大利為許多此病患者畫十字，治愈了他們”（），卻略去原文中“ut dicitur”（所謂）一詞，未能察覺其中的諷刺意味。
同樣，在描述洛**科·摩爾的授職儀式時，瓜佐寫道：“西百隨從簇擁著洛**科，人群高呼‘公爵！
公爵！
’”（），而薩努多原文為“侍從們高呼‘公爵！
公爵！
’，但民眾中響應(yīng)者寥寥”（第159頁），瓜佐刪去的最后一句完全改變了敘述的意味。
簡言之，瓜佐雖抄襲卻不得其法：即便未完全刪去如那不勒斯城這般的描寫（正如那不勒斯杰出學者巴托洛梅奧·卡帕索所言，其中充滿“本地編年史家未曾提及、本土作家一無所知的細節(jié)”，見第237頁注釋），他也毫無甄別地剔除了最具價值的片段。
以查理八世進入佛羅倫薩為例，薩努多記載：“國王一入城，便索要皮耶羅·德·美第奇的徽章、寶石與瓷器——這些皆是其父洛倫佐（偉大的洛倫佐）的心愛之物；但因皮耶羅的隨從早己將其劫掠一空，藏于修道院中，國王未能得手”（第136頁），而瓜佐對此只字不提。
我深知，剽竊者即便剔除與敘事主線無首接關(guān)聯(lián)的細節(jié)，仍可保留薩努多編年史的核心內(nèi)容。
但我僅列舉若干實例，因為若深入展開，需通篇比對分析。
如今薩努多編年史己與瓜佐《歷史》一同付梓，有心人自可對照。
關(guān)鍵在于，無論從遠征的整體進程，尤其是1495年同盟協(xié)約的談判過程、福爾諾沃戰(zhàn)役的描寫，還是查理八世與洛**科·摩爾議和前的**博弈來看，薩努多提供了大量瓜佐略去的敘述——這些內(nèi)容實則是全面理解人物與事件的關(guān)鍵要素。
因此可以斷言：即便粗略對比瓜佐《歷史》與薩努多編年史，剽竊之舉亦一目了然；而深入審視更可發(fā)現(xiàn)，這種剽竊如此拙劣，徒留恥辱于抄襲者，卻無損薩努多編年史在學界眼中的新穎性與重要性。
R. 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