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燥熱得出奇。
蟬鳴像一把鈍鋸，從早鋸到晚，從晚鋸到早，鋸得人心里發(fā)毛、頭皮發(fā)緊、骨頭縫里都往外滲煩躁。教研室的老舊吊扇有氣無力地轉(zhuǎn)著，轉(zhuǎn)一圈吱一聲，轉(zhuǎn)一圈吱一聲，吹下來的風也是熱的，裹挾著灰塵和粉筆屑，在斜射的陽光里打著旋兒，落在攤開的試卷上。
我手里握著一支紅筆，筆尖懸在一張六十三分的卷子上空，半天落不下去。卷子上有一道題，那個女生答得驢唇不對馬嘴，卻在旁邊用歪歪扭扭的字寫了一句：“老師，我真的努力了?！?br>我盯著那行字，忽然有點想笑，又有點想哭。
手機響了。
屏幕上跳動著“爸”那個字。我盯著它看了幾秒——其實也就兩三秒，但感覺很長，長到夠我想起很多事。接起來，那頭是他的聲音，短促、堅硬、干巴巴的，像他干了四十年的橋涵工程里那些鋼筋頭子，每一根都帶著銹跡和水泥的澀味：
“下周我退休。**讓你回來一趟?！?br>頓了頓，又補了一句，聲音低下去，低得幾乎聽不見：
“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我盯著手里那張六十三分的卷子，沉默了幾秒。窗外的蟬還在叫，吱——吱——吱——，像有人在拿鋸子鋸我的腦仁。
“我回去?！蔽艺f。
掛了電話，我坐在椅子上發(fā)了好一會兒呆。窗外的法國梧桐被太陽曬得蔫頭耷腦，葉子邊緣卷起來，像一只只枯干的手，葉片上落滿了灰。遠處有建筑工地的打樁聲傳來，咚、咚、咚，一下一下，沉悶而執(zhí)著。那聲音讓我想起父親，想起他半輩子都在這種聲音里度過，想起他身上永遠洗不掉的水泥灰，想起他指甲縫里那些永遠摳不干凈的黑泥。
上一次見到父親，是三年前的春節(jié)。
那年冬天特別冷。老家的房子沒有暖氣，我裹著羽絨服坐在客廳里，腳還是凍得發(fā)麻。父親在飯桌上喝了兩杯酒，臉膛泛起暗紅色，又開始嘮叨他那套理論：
“橋梁是什么？橋梁就是讓人過河的。人這一輩子，有多少條河要過？修橋的人，就是積德的人。”
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盯著電視里的新聞聯(lián)播，但我知道他是說給我聽的。他一輩子就這樣，有話不直說，非得繞著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