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你太厲害了，我受不了了，我要飛了”。

隨著一聲嬌呼，包間里又陷入了平靜。

看著身邊還在氣喘吁吁的趙總，我點上了一支煙，隨著噴出的煙霧我的記憶一下子回到了剛來東莞時的場景。

我本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控制我的“老二”。

不管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

想讓它起來，他就能什么時間起來，這是我在初中上學時發(fā)現(xiàn)的。

我叫郝建，今年二十二。

不是好賤，是郝建。

我爸給我起這名字的時候，大概是想讓我健康又建康，他沒料到這倆字連在一起讀會產生什么效果。

我上小學第一天就被全班笑了個遍，后來習慣了，誰叫我“好賤”我就答應，答應完了再揍他。

這名字跟了我二十二年，最大的好處是，不管我走到哪兒，別人都記得住。

我老家在西南一個連地圖上都找不著的小縣城，叫什么就不說了，說了你也不知道。

全縣城唯一的紅綠燈在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裝上的，裝上第二天就壞了，修了三個月。

全縣城最高的一棟樓是縣醫(yī)院，六層，樓頂有個紅十字，晚上會亮紅燈，我小時候以為那是縣城最**的地方，

后來才知道，那燈是為了讓夜里開飛機的駕駛員別撞上來。

我大學畢業(yè)之后，在縣城混了兩年。

干過銷售，賣過房子，賣不動，三個月開了零單，老板看我的眼神跟看一坨會喘氣的垃圾一樣。

端過盤子，縣里唯一一家像樣的飯店，干了四個月，因為上菜太慢被客人罵了三次，老板罵了十次，后來我自己把自己開了。

送過外賣，倒是送了半年，因為縣城小，單子不多，

一天跑不了幾趟，加上路上那個紅綠燈壞了修修了壞，送一單能急死個人。

半年下來，月均收入兩千八。

我媽說：

“你要不考個***？”

我說：

“媽，我考不上?！?br>
我媽說：

“你要不找個廠子？”

我說：

“媽，縣里那幾家廠子去年關了一半，剩下的也不招人?！?br>
我媽說：

“那你到底想干啥？”

我沒說話。

我想干啥？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縣城的天就這么大，路就這么幾條，人就這么幾個，

我二十二歲，**坐在這張小椅子上，**還沒坐熱，椅子腿已經歪了。

我再坐下去，要么椅子塌了，要么我**長在上面拔不下來了。

那天晚上我蹲在出租屋門口抽煙，房租還差三百五交不上，房東大媽在樓下喊了三次

“小郝，你這個月再不交我就把你東西扔出去”。

我心想，你扔吧，我那點東西值不了三百五。

我正蹲著發(fā)愁，手機響了。

屏幕上跳出來一個名字——孫曉麗。

我盯著這個名字看了三秒鐘。

孫曉麗是我高中同學，不算特別熟，但也不算不熟。

我們高三那年坐過前后桌，她坐我前面，我坐她后面，

她上課經?；仡^跟我借橡皮、借筆、借作業(yè)抄。

她長得還可以，不算頂漂亮，但勝在會打扮，

高三的時候別的女生還扎馬尾穿校服，她已經把校服改短了，

褲腿收成小腳，鞋換成小白鞋，站在操場上鶴立雞群。

我們那會兒私下管她叫“**媳婦”——她是**的女朋友，**是個戴眼鏡的好學生，

孫曉麗跟他好了三年，高考完了倆人就分了。

有人說孫曉麗甩了**，有人說**去了省城上大學看不上她了，反正分得挺快。

畢業(yè)之后我再沒見過她，聽說她去了東莞。

東莞，那是我腦子里離我家最遠的地方之一。

我家在內陸，連海都沒見過，東莞在南邊，靠海，

聽說那邊工廠多、機會多、人流量大，我們縣里好多年輕人都往那邊跑。

有人去了之后就沒回來過，有人說發(fā)了財，也有人說混得一般。

孫曉麗屬于哪種，我不知道。

我接起電話：

“喂？”

“郝建？”

她的聲音還是那樣，帶點尖，帶點甜，像一顆摻了糖的辣椒。

“你還活著呢？”

“活著呢，快活不下去了?！?br>
“怎么了？”

“窮的。

房租交不上了，再交不上房東要把我扔大街上?！?br>
孫曉麗笑了。

她笑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過來，帶著一種我已經很久沒聽到過的松弛感，

像是在一個我不了解的地方，有很多我沒見過的世界。

“你過來東莞吧，我在這兒混得還行，你來看看，說不定能找到活兒干?！?br>
“東莞？

你那能干啥？”

“干啥都行，總比你那個鳥不**的小縣城強。

你來，我請你吃飯。

車票錢先借你，你來了再說?！?br>
我蹲在門口，把煙滅了。

夜風從巷子口灌進來，吹得地上的煙頭滾了兩圈。

我想了大概十秒鐘——其實沒想，就是停頓了一下，

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在思考——然后我說：

“行。我明天買票?！?br>
掛了電話，我站起來，把煙頭踩滅，回屋里開始收拾東西。

我的全部家當裝進一個雙肩包一個行李箱，雙肩包是大學時候背的，拉鏈壞了一邊，用別針別著。

行李箱是二手的，輪子少了一個，拖著走的時候會往左偏。

我把三件T恤、兩條褲子、一雙鞋、一個充電器、一條毛巾塞進去，鎖上箱子，坐著等天亮。

我媽第二天早上打來電話：

“聽說你要去東莞？”

“嗯?！?br>
“去干啥？”

“找活干?！?br>
我媽沉默了幾秒鐘。

我媽沉默的時候，我總能聽到電話那頭她呼吸的聲音，像有人在輕輕吹著一根快滅的蠟燭。

“你別學壞了?！?br>
“媽，你放心，我壞不了。

我連抽煙都只抽得起五塊錢一包的，能壞到哪去？”

我媽又沉默了一會兒，然后說：

“錢夠不夠？”

“夠。

孫曉麗說先借我車票錢?！?br>
“孫曉麗是誰？”

“高中同學，女的。”

我媽又沉默了幾秒鐘。

她沉默的時間比前兩次都長，長到我以為電話斷了。

“你自己小心點?！?br>
“知道了，媽?！?br>
掛了電話，我拖著那個少了一個輪子的行李箱，背著別著別針的雙肩包，去了火車站。

縣城火車站只有一個窗口，售票員大姐認識我，我經常送外賣到這兒。

“小郝，去哪兒？”

“東莞?！?br>
“遠哦。”

“嗯，遠?！?br>
“一個人去？”

“嗯，一個人?！?br>
大姐看了看我的行李箱，又看了看我的背包，把票遞出來。

“這是你的票，綠皮，硬座，二十四個小時。

****別瞎跑，那邊亂?！?br>
“知道了姐?！?br>
我接過票，看了看，一張粉紅色的紙片，巴掌大，

上面印著始發(fā)站、終點站、票價，還有一行小字——“限乘當日當次”。

這張紙片花了我一百七十八塊錢，孫曉麗轉給我的，備注欄寫了兩個字：

“路費?！?br>
我攥著這張紙片，走進了候車廳。

候車廳里全是人，大包小包的，有人躺在長椅上睡覺，有人在吃泡面，

有人抱著孩子喂奶，有人蹲在地上打電話，聲音很大，像是在跟另一座城市吵架。

我找了個角落站著，行李箱靠著墻，背包靠著行李箱，我靠著墻。

墻是涼的，瓷磚是白的，上面貼著一行褪了色的標語——“平安春運，情滿旅途。”

現(xiàn)在不是春運，是夏天，候車廳里一股汗味、泡面味、消毒水味混在一起的暖烘烘的味道。

火車是下午四點的。

我三點四十五分上了車，找到自己的座位。

硬座車廂里人滿了，過道里站滿了沒座的人，推著賣零食的小車過不去，被堵在車廂中間進退兩難，

賣貨大姐扯著嗓子喊“讓一讓讓一讓”，沒人讓。

我把行李箱塞到座位底下，背包抱著，靠著窗戶坐下來。

車窗玻璃上糊了一層灰，擦也擦不干凈，看出去是模糊的、

灰蒙蒙的站臺，還有幾棵被風吹彎的樹。

窗外的陽光很烈，照在站臺上白花花一片，我瞇著眼，

聽到汽笛響了兩聲，火車猛地一抖，然后開始動了。

站臺開始往后退，一棵樹退過去，兩棵樹退過去，

那個紅綠燈、那個縣醫(yī)院頂上的紅十字，一點一點地變小。

火車出站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縣城的輪廓在天邊縮成了巴掌大的一片，

像一幅被隨手丟在桌上的畫，沒人在乎它畫了什么。

我轉過頭，看著前方。

軌道在前方伸展開來，從兩條變成四條，從四條變成更多，

窗外的風景也在變——山越來越矮，地平線越來越寬，房屋越來越密。

我看著窗外，什么都想，又什么都沒想。

腦子里全是空白，像一張還沒來得及寫字的白紙，等著被填滿。

我不知道東莞是什么樣的，不知道孫曉麗在做什么，不知道我到那邊能干什么。

我只是坐在綠皮火車的硬座上，抱著一個別著別針的背包，在往南，一直往南。

隔壁坐了一個大媽，帶著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小孩在哭，大媽在哄，

哄了二十分鐘沒哄好，大媽放棄了，讓小孩哭。

小孩哭累了，靠在大媽懷里睡著了，臉上還掛著淚痕，

嘴角微微抽了一下，像是在夢里也在抽噎。

對面坐了一個年輕男人，跟我差不多大，穿著工裝，戴著耳機，在刷視頻，

屏幕的光照在他臉上，他的嘴角偶爾會抽一下，跟著視頻里的聲音笑。

他旁邊坐著一個中年女人，在織毛衣，針線在她手里上下翻動，像兩只不緊不慢的鳥。

車廂里吵，但吵得久了就變成了**音，像洗衣機在轉，你知道它在轉，但已經聽不到了。

火車開了三個小時，天暗下來了。

窗外的風景從田野變成了山，從山變成了隧道，隧道一個接一個，

光線忽明忽暗地掃過車廂，像在一格一格地翻動一本看不見的相冊。

我的手機沒電了，充電寶也快沒電了，我靠著窗戶，看著自己映在玻璃上的影子——模糊的，

跟窗外的夜色重疊在一起，分不清哪個是臉哪個是山。

我看著那個影子想，我走了。

我真的走了。

從那個縣城到東莞，從月薪兩千八到不知道多少，從一張單人床到不知道睡哪。

我走了。

我不知道這條路能走多遠，但我知道我不能回頭了。

車票是單程的。

我攥著那張粉紅色的車票，它在口袋里，邊角被手汗浸得發(fā)軟。

我攥著它，像攥著一把鑰匙，不知道它能打開哪扇門。

火車繼續(xù)往南。

窗外的山越來越矮，地平線越來越寬，

田野里出現(xiàn)了我沒見過的樹，葉子寬大，墨綠色，在風里輕輕搖著。

我知道我已經走了很遠，但我不知道我走到了哪里。

前方只有鐵軌、隧道、忽明忽暗的光，

但火車在走。

夠了。